“算上今年，‘新污染物治理’已经连续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”日前，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，“尽管新污染物听起来是一个笼统的新事物，但是这个‘新’不是新旧之新，英文译为‘emerging’，意味着这种污染物是正在出现的、动态变化的。”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，新污染物包括任何合成的或天然存在的化学物质或微生物，它们在环境中通常不被监测或管理，具有已知或可疑的对生态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。江桂斌表示，年轻人喜欢穿的冲锋衣、钟爱的化妆品、使用的电子产品都含有新污染物。“在不知不觉中接触、会持久性留存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系统危害不易察觉等，这些特质构成了新污染物的共性特征。”

这种“隐形的污染”，正在成为污染防治的新目标。江桂斌告诉记者，新污染物治理的关键点是“新”、难点也是“新”。“因为‘新’，存在监测方法跟不上、污染底数不明确、环境过程不清楚、环境危害不掌握、常规防治方法不起作用等问题。”

目前，国际上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有几大类:持久性有机污染物、内分泌干扰物、抗生素等。2023年，生态环境部联合11部门发布了5种需要管控的新污染物清单，但这只是“冰山一角”。

现阶段，新污染物治理的科技支撑能力不足是亟待破解的难题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在调研中发现，一些微颗粒、微塑料甚至可以通过母亲的血液输送到胎儿的胎盘上，但是其发生机理与对健康的影响仍待科学研究给出答案。

在江桂斌看来，新污染物快速识别方法短缺、理论基础薄弱，导致科学界对大多数新污染物的毒性作用机制不明晰，新污染物治理的高效净化技术匮乏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才也认为，新污染物治理需要新理论、新方法及新范式，应进一步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相关基础研究，为我国新污染物治理提供科学理论和数据支撑。

“现在，区块链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，将其与环境科学加强交叉融合，可大大促进新污染物防控与风险预警的理论发展、技术升级。”江桂斌建议，加快推进有关“新污染物治理科技专项”的设立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高新技术应用，发展新污染物防控与风险预警理论技术体系，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的技术支撑。

此外，我国面临新污染物和传统污染物污染并存的突出问题，不能将老问题和新问题分割开来。江桂斌表示，应加快开发传统污染物和新污染物的协同治理技术，并加强技术推广应用，结合新污染物治理试点工程，提高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效率，促进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。

从整体来看，治理新污染物还需在技术标准与人才培养上发力。李景虹建议，要完善新污染物治理控制技术和管理体系，重视人才队伍建设，尽快形成新污染物治理的人才梯队，推动跨区域联防联控和全域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的建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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